再隔一天便是周孟芸的婚礼，在汇丰饭店办。
饭店的婚宴厅有种十年前的风格，各种代表喜庆的装饰品堆放在一起，台子上铺着红地毯，音响摆在两边。说白了就是土，但在济平，这里也算还不错的地方了。
周为川和老家的亲戚联系不多，他去北京上大学那年，周孟芸还是个话都说不利索的小孩，这些年也没有接触过。
吃席按亲疏分桌，他不应该坐得太靠前。
然而他进了汇丰饭店，刚在迎宾处登记了份子钱，就有人前来迎他，招呼他坐周孟芸娘家那桌。
他说不合适，刚好看到罗旭，便在同桌的空位坐下来。
后来开席了，周孟芸的父亲，也就是他堂哥，笑容满面地来邀他同坐，话还没说几句，自己先干了一杯酒，他只得答应。
新人来敬酒时，周为川被着重介绍。
周孟芸身材瘦小，一双大眼睛在脸上显得不成比例。她穿着明显不合身的、影楼租来的大红色长裙，怯生生地叫过周为川小叔，站在一旁不说话了。她丈夫迅速接过话头，一个劲儿地套近乎，最后还硬是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。
席间，一拨接一拨的亲戚来找周为川喝酒，有的他都没见过，介绍了也对不上号，他既没拒绝，也没表现出热情。
周为川眉眼锐利，敛起温和、面无表情的时候看起来很不好接近，但这些人多少怀着点攀亲道故的心思，并没有因此退却，依旧迎上来敬他酒。
因为不清楚他在北京具体做什么，叫老板，叫周总，连叫老师的都有。
“周总是从大城市回来的，就是和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不一样啊。”
“这谁还能看出来是在咱济平出生长大的，啧啧……”
“周老师，你一个人在外面奋斗辛苦，逢年过节也多和我们这些亲戚走动走动，不管以前有啥矛盾，过去之后也还是一家人嘛。”
周为川笑了笑，不置一词，很给面子地喝光了杯子里的酒。
和他给父亲带的酒是同个牌子，济平人都喝这种白酒，本地产的，便宜，口感喝得惯，他父亲周国峰生前每天都要来上一杯。
离开济平许多年，周为川仍记得这酒的滋味。
没有人能从县城里干干净净、一身轻松地走出来，一个人的身上，总是背着父辈留下的编织袋。
二十年多前，国耀商厦还是济平最繁华的坐标。
商厦一层有家书店，除了卖书、杂志和各种音像制品之外，还有个书架是专门用来租赁图书的。都是些破破烂烂的旧书，老板不怎么管，就有人不花钱租，日日泡在这里看。
彼时周为川家中生活拮据，母亲姚芳身体不好，做不了累活，在一家打卤面馆帮厨，父亲周华峰是个车床工人，年年评上厂里的模范。
周华峰的工资不算低，但除了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之外，这些钱还要用来还债。
还再上一辈欠下的债。
父亲总是沉默，母亲总在唉声叹气，为生计发愁是家中唯一的话题。
周为川小时候无人管教，不爱和同龄人混，闷头看了很多书，背了很多诗，想象很多外头的世界。可当有一天路过琴行，看到一架锃亮的钢琴时，他心里只剩一阵麻木。
后来他在济平中学念初中，周华峰声称跟了个大公司承包的大项目，辞掉厂里的工作，消失了一年多。
2003年这一年里，许是叛逆期到来，周为川忽然觉得什么都很没意思。他学会了抽烟，学会了自暴自弃，和那些觉得他假清高、摆架子，无端嘲讽的同学打了不知道多少次架。
最严重的一次，他把一个人的胳膊打折了，自己也满脸是血。
学校要开除他。
周华峰回来的第一件事，是去学校，跪在校长面前，恳求他们再给儿子一次机会。
回家的路上，他跟在父亲身后，恍然发现印象中挺高大的男人已经比自己矮了几公分，或许是驼背的缘故，而他下跪的样子更是在眼前挥之不去。
他默默攥紧拳头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，浑身的戾气都困在掌中。
他打架打赢了，又仿佛在同时输光了全部。
快走到家门口时，周华峰停下步子，背对着他，跟他说：“你记住，不管在哪，你的背永远得是挺直的。”